海安宮- 鎮港媽有一對乾隆龍柱

海安宮，位於昔日五條港的南勢港支流盡頭，原為閩南式建築，但在二次大戰時被盟軍轟炸毀壞，再次重建時，已變成如今看到的北方式建築了。關於海安宮的沿革，有兩種說法。一，根據日治時期的《臺南市寺廟臺帳》，為乾隆元年（1736）由三郊（金永順、蘇萬利、李勝興）奉請湄洲媽祖來台所建；另一，根據清嘉慶年間的《續修台灣縣志》所載，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由清朝欽差大臣福康安，因感念媽祖娘娘協助渡台平亂所建，由台灣府知府楊廷理負責，列祀典官廟、春秋二祭。

若以實證來說，嘉慶年間的《續修台灣縣志》便有記載海安宮為福康安於乾隆五十三年所建，楊廷理辦理；雖說媽祖的來源則沒有交代，但極有可能是隨同戰船一同渡海的媽祖。但，府城當時已有官廟大天后宮，何需再另建(同主神的)官廟呢？這又稍微牽扯到大天后宮的興建時間：一說為寧靖王捨宅給一住持後，住持將之改為天妃廟；另一說則為施琅接台後才改為媽祖廟。近代第一說也有學者證實。因此，若以第一說來看，大天后宮應屬明代廟宇，所以福康安所建的海安宮才屬清朝所建的媽祖官廟。

但難道乾隆元年的說法就完全不可能嗎？

我覺得也不無可能。雖然目前有的資料指出，三郊雖於嘉慶時才正式以三郊名號對外，而北郊最早在乾隆二十八年便有紀錄（南郊為乾隆三十七年，糖郊為乾隆五十四年），但根據乾隆五十五年的〈重建太平橋碑記〉，上面便記載太平橋最初是在雍正六年由北郊出資所建¹，所以當時有可能的話應該是北郊出資或募資建廟而不是三郊；三郊則是在嘉慶廿三年（1818年）、道光廿六年（1846年）、道光廿八年（1848年）、明治卅八年（1905年）進行整修增建。雖說在乾隆十七年《重修臺灣縣志》中的城池圖並無標註，嘉慶年間的《續修台灣縣志》也不這麼記載，但有沒有可能地圖畫不下，加上那時也還不是官廟；而《續修台灣縣志》亦是官員所編，有無可能選擇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所建（實則擴建）的說法？不管你相信哪一種說法，這些都是歷史有趣的地方。

海安宮主祀媽祖，又因其位於鎮渡頭旁（接官亭與協進國小處）與南勢港支流上，故有「鎮港媽」的稱號。神龕裡最大尊的為鎮殿媽祖，其最前方(也是在神龕裡)的是為開基媽，均是呈慈祥樣貌；而前方供桌上，坐於案桌前的媽祖，則散發出嚴肅魄力的感覺。媽祖可文可武，負責事務包羅萬象，運勢、健康、感情、驅邪、抓鬼無所不包，為台灣人最最崇敬的天后。

海安宮的虎爺亦在神桌上，高五十公分、長七十五公分、寬三十六公分，是隻壯碩型虎爺。海安宮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重修，據說當時虎爺降旨要行醫治病，才因此從神桌下迎奉至正殿。有則小趣事是說當時欲雕刻虎爺時，媽祖與雕刻師均估價為台幣四百元，豈料雕刻完成後，尺寸與當初說好的不一樣，不只大了還大了許多，費用也高達一千六百元，但由於已交易完成，雕刻師也只好認了，沒想到之後，該位雕刻師生意越來越好，訂單應接不暇。虎爺除了醫藥方面的靈感外，求財、擋小人也是祂的業務範圍，所以廟方要在虎爺前方設置虎爺錢水，讓信眾前來大錢換小錢，越賺越多錢。

海安宮後殿奉祀觀音菩薩。這裡的觀音菩薩完全不輸府城三大觀音（大天后宮的垂目觀音、祀典武廟的微語觀音，開基天后宮的傾聽觀音）。海安宮的觀音菩薩，體態優雅、手持淨瓶、手拿楊柳、雙目微闔、嘴角慈笑，傾聽眾聲，救苦救難。庭院養著許多烏龜，沒有圍籬，烏龜均可自由攀爬與游泳。另還設有如意福石，信眾可從龍邊入，雙手摸福石，合掌祈願，再從虎邊出。

海安宮藏有許多古物。首先，廟的兩邊各有一口井，為日、月井。每逢端午節，廟方會從井內取水，發送午時水，亦會舉辦很多活動，像玩童玩、嘗美食、鑽轎腳、甚至還有小朋友最愛的水槍大戰，讓大家消消暑。廟的虎邊亦收藏兩塊石碑，分別為紀念台灣府第一任知府蔣毓英的「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與紀念台灣府海防捕盜同知洪一棟的「臺灣海防同知洪一棟紀功碑」。

立於海安宮後殿天井旁的單龍四爪花崗岩龍柱亦是非常重要的古物，不論材質(花崗岩)、單龍、柱上所刻元素(雲朵和火珠)，均與開基天后宮的龍柱一樣，只有差在大小與三爪四爪的分別而已。此對龍柱原置於廟的三川門，現今移置後殿。雖無落款，但經專家研判約為乾隆初年的古物。

海安宮牌匾幾乎都在空襲時毀壞，現今所看到的多為復刻之作。「佑濟昭靈」匾為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變有功，乾隆所賜匾額。「恩溥天池」匾在後方觀音殿，是乾隆戊申年福康安所獻，上頭還有他的職銜：欽命御前大臣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陝甘總督將軍一等嘉勇公。「海邦濯靈」匾為道光丙午年（西元1846年）三郊所獻，上頭還有十二隻蝙蝠。另還有為清治時期官位最高的臺籍官員王得祿所獻之「聖慈母德」匾，曾任台灣鎮總兵的愛新泰所獻「惠及戎黎」匾，以及進士施瓊芳所獻之「鏡砥覃熙」匾。

而說到海安宮則不得不說到寄佛寄普一事，但又由於其中太複雜，各說各話，故以此張土城聖母廟為感謝當初海安宮讓聖母廟的神尊寄佛所贈的頂下桌來做總結吧。

¹ 雖然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之間目前均無北郊的紀錄，但若是說由後人附上，那有沒有可能其實當時商號便存在，只是未有北郊之名；但這樣看來，北郊跟南郊的出現年代也差距太遠。而其實到現在，還是沒有這三郊分別出現的正確年代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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